今年是《新青年》雜志創辦百年，彼時，這份雜志以熱情激越的姿態，追求現代與進步；也以極大的勇氣，在面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時，選擇批判性的審視。魯迅相信，首在立人，人立后凡事舉。而陳獨秀則直言：“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一百年之后，“新青年”卻遇到了新的困境，告別傳統之后，我們該如何尋覓精神的家園，如何帶著我們文化的鄉愁繼續前行，我們該以怎樣的方式，回應故鄉與家園那朝向靈魂的呼喚。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與問題意識，兒童閱讀推廣人徐冬梅，2015年年底推出了題為“基于兒童本位的傳統文化教育”的文化論壇，作為國內首個將“兒童本位”與“傳統文化教育”作為核心論題的論壇，徐冬梅邀請了如黃明雨這樣執迷于生命教育的實踐者，他致力于以身心靈讀物和華德福教育實踐，為躁動的社會尋找心靈的方向，2014年創辦辛莊師范學校，更是在現實層面探索理想教育的可能性。徐冬梅也邀請了曾國俊，一位成功將華人文化與國際化教育相融合的教育者，以及古典文學研究大家葉嘉瑩先生的弟子黃曉丹等。徐冬梅向大家拋出的問題正如論壇題目所示：如何在現代教育視野中，基于兒童本位，來探索、實踐傳統文化的教育。
徐冬梅親近母語創始人，兒童閱讀推廣人，以“培育有中國根基的世界公民”為根基，致力于兒童閱讀推廣和母語教育改革，努力以教育重建社會。
中國現代兒童觀，其實是辛亥革命與五四文化運動的產物。尤其是當年哲學家杜威在中國巡回演講，大售其“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哲學觀，在知識分子心里激起發現人而立人的理想教育情懷?；I備多年之后，1932年中國正式推行的個兒童教育課程標準，以杜威的教育哲學為基礎，核心理念是尊重兒童，力謀兒童的快樂與幸福。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具有現代視野的知識分子懷著的善意，把東瀛與西方的優秀之作，搬入國內，以期為未來主人翁們，滋以更多的養分。與其說是文化上的明察，不如說是愛意切切，為著尚未來到的社會，培養新人，故而敢于肩擔重負，抬高文明的底線。
有意思的是，近二十年來在民間所興起的兒童閱讀推廣，也是以向外向更遠處尋覓為啟程，大量國外的兒童文學作品以及圖畫書由此進入我們的視野。而徐冬梅的疑問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真的不能為我們現在的孩子提供成長的養分嗎？我們真的不能在過去尋找未來嗎？
事實上，每一個民族都會在反復回望中，帶著眷戀與愛，接受來自傳統文化的滋養與撫慰，并由此獲得極大的力量與理性，為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進行歷史的定位，以及意義的詮釋。歷史學家的因果邏輯，社會改革家們的行動與理念，都不足以支持具體個人最真實的生活方式與最感性的生命體驗，一個時代的公共激情退潮后，留下的往往是迷惘而疲倦的個人，生命仍然在尋找自己的意義，生活還須繼續，而死亡從來不會在生命終點缺席。所謂的傳統文化，它所包含的，正是體貼生命經驗的所有素材，它不僅意味著前人所創造的文明的高度與深度，更是意味著優雅而富有尊嚴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對生命必然要遭遇的黑暗與憂傷的深切嘆息，意味著為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與多元的生命范本。
在兒童傳統文化教育論壇上，與會學者對五四先賢那種告別傳統的理念有很多反思，更加認同的是錢穆之謂“對一國以往歷史文化有溫情與敬意”，一位來自江蘇的小學教育者，則以溫和抒情的姿態，道出了我們應有的認知：“文字是固態的，叩擊人心；文學是液態的，滋潤心田；文化是氣態的，我們呼吸其中?！眰鹘y是我們無從告別的，就像我們無法從心里抹去對家的想象。但是，當生活很多層面都已經完成現代化轉型，一個生活于現代的孩子，該如何向傳統文化尋覓成長的養分，卻是另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近年來，全國各地頻現國學夏令營或是冬令營，參學價格不菲，營地多取景區、名人故居、鄉村等幽靜處，比如五臺山、王船山故居、南岳衡山等，而其學員主要誦讀、通背《大學》《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等文本，并學習武術基本功，賞析琴棋書畫等。對孩子們而言，從應試之下的學校封閉教育中走出來，去往高山鄉野賞玩學習，也許不失為有趣之事；對家長們而言，在充滿困惑焦灼的教育現狀中，國學已然成為望子成龍的民間偏方。章太炎說研究國故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錢基博在《國學必讀》一書中則更重人文主義的國學，“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于正軌?！北臼菐в袀鹘y文化鄉愁意味的國學熱，現在演繹成教育界市場中充滿消費意味的熱劇，令人惶惑。
更令人憂心的是，以學習傳統文化（國故學）為理由，所選擇的文本，并不能充分代表傳統文化。其中最為人所知并于現代讀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弟子規》，在此次論壇上引起了極大爭議。徐冬梅在論壇會場做了一個調查，有五分之一的人，認可《弟子規》可以成為兒童傳統文化教育的文本，其中一位來自四川的小學校長甚至親自帶領學校師生每日誦讀《弟子規》，他認為這是向傳統文化致敬的一種方式。
作為研究明清文學與文化的青年學者，黃曉丹檢索了近年來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的論文數據庫，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基本上極少有學者討論《弟子規》，而在2004年左右，對《弟子規》的討論卻出現了一個很高的峰值，與這種變化相對應的，正是如王財貴、凈空法師、南懷瑾這樣的公共人物在民間推動的讀經運動。黃曉丹也檢索了清代文獻資料庫，在《弟子規》成書后，相關文獻極其稀少，故而，《弟子規》的作者及其生平仍然處于模糊狀態。黃曉丹的結論是，《弟子規》是否能代表傳統文化，需要質疑；《弟子規》是否適合給現在的孩子們讀，需要重新討論。
傳統文化本身存在很多相互對抗相互補充的因素，而且存在千千萬萬文本承載著傳統文化的精神抒寫，自由的溫暖美好與充滿規訓的冷酷，都在其中占有屬于自己的位置。當我們討論兒童的傳統文化教育時，并為這樣的教育選擇文本時，“如何能在現代社會實現兒童個人的潛能的發展”，“如何能傳承傳統文化中優雅和高貴的內容”，需要同時考慮。具體至《弟子規》，它所宣揚的“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閑管”這樣的觀念，與現代社會的生活經驗是格格不入的，現代本質上意味著人的確立，即便在政治層面，我們所追求的也是共和的政體，強調公民意識與社會參與?！兜茏右帯凤@然把倫理關系推至極端，把生活界限變得狹窄了。
傳統文化究竟可以給生命帶來怎樣的滋養？近代歷史上，已經有先賢用生命做出了答復。1929年6月2日,在王國維去世兩周年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集資建“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所撰寫:“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标愐∠胍嬖V普天下與后人的，只是一件事：王國維用生命與死亡為后人立了的紀念碑，是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這樣的精神紀念碑，才有可能成為現代中國人探索傳統文化教育的起點和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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